原载于：2020年7月13日《联合早报》第11页，言论版
新加坡第13届国会选举，是这个拥有265万合格选民小国的又一里程碑。本次大选能顺利进行，本身已经是法治、民主与人类文明的胜利。新加坡不仅拥有55年的建国历史，也是人类集体文明的继承人之一。
人类已知的第一部法典，始于古巴比伦于公元前1754年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时隔3774年，新加坡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如今已经成为东南亚、东亚的一个重要法律服务中心。
新加坡沿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宪政体制；其最核心在于通过民主机制，间接选出公民认为最有执政能力的内阁团队。本人曾于2015年大选之后在《联合早报》撰稿，提出“新加坡人整体是不会在没有替代内阁的条件下选择反对党的”（2015年10月2日《联合早报·言论》《不应只是89个补选》）。
本次大选，最大的两个反对党依然无法在提名日当天角逐足够席位，有能力独自组阁。本人在另一篇分析中，依旧认为“民主的含金量源于有组阁决心和能力的政党，提出具有可持续的政策主张”（2015年9月14日《选民对反对党的期待》）。所以，在没有任何一个反对党可以同执政党一样，有能力独自角逐所有（或至少绝大多数）选区的情形下，选民是没有真正的替代选择的。
平衡给予执政内阁团队强而有力的委托，与确保各政党的席位比率和得票率一致，是民主机制健康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新加坡独创的非选区议员制，又成为本届大选的焦点之一。
2018年修宪之后，非选区议员在宪法修正案、拨款法案、财政法案、政府不信任动议及总统罢免动议中都可以投票。这些权利与传统议员的权利不相上下。耐人寻味的是，所有反对党都对这制度颇感过敏。执政党的观点是，这一制度多少制约了简单多数制的原则，但是在现实中可以保证国会里至少有一定比率的反对党声音。各反对党的一致立场是，非选区议员虽然有权利，但是没有选区根基，所以在国会外终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议员。
延续“组阁为政党最终目标”的思路，本人认为，非选区议员制度不会是一个永久性的机制。新加坡还是一个相对很年轻的国家。就好比学骑脚踏车时两边安上侧轮，或是学游泳时使用浮板，非选区议员制度是新加坡变成更成熟的民主政体之前的过渡机制。
最大在野党的生存使命，不光是在国会里发声，更是以“影子内阁”的统一阵势、身份和构思，去挑战执政党内阁的政策，并提出自己的替代政策。
在这过渡期间，本人认为非选区议员制有三点可以稍作调整，以更有效地达到“强而有力的政府和比率一致的国会”的双重目的。
第一，落选的执政党候选人也应该有机会成为非选区议员。在2015年大选中，“最高票输家”其实是阿裕尼集选区的人民行动党团队（49.05%）。工人党的三名非选区议员的得票率，都低于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的得票率，却成为非选区议员；有失公允。
第二，落选的集选区团队，应该在有名额的前提下，一起担任非选区议员。毕竟集选区是团队竞选，那就不应该在有名额的情况下，依然拆散团队。比如说，我们的体制应该允许2015年阿裕尼集选区行动党的五人团队，一起成为非选区议员。
第三，反对党议员和非选区议员的总数，在国会的议席比率，应与大选得票率接近一致。2015年大选，假设行动党的69.9%得票率让83人成为议员，和六人成为非选区议员，反对党的总人数就可以考虑提升至38人（30.1%）。减去工人党的六名当选议员，反对党非选区议员名额就还剩32个。这32个名额可以根据每个政党的得票率，和每个落选候选人的得票率先后分配。
如此一来，2015年的大选结果依然可以确保行动党（89人）有能力独自组阁，并且依然享有70%总席位率的绝对优势。而反对党（38人）也有与大选得票率一致的国会席位比率，并在完全不影响执政党立法优势的情况下，提出不一样的观点。本人认为，这是一个更加双赢的结果。
本届大选是全球在冠状病毒疫情阴霾笼罩下打的一场硬战。大选不会驱赶病毒，国家也势必会面对经济海啸。本人相信新加坡一定可以振作和团结，共渡接下来的难关。在此提前祝愿新加坡55周年建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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