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阳：公共服务须贤廉并重

原载于：2011年12月29日《联合早报》第16页，言论版

            新加坡政治人物的高薪问题，在2011年底达到了一个沸腾点。自从李显龙总理在大选期间承诺痛定思过、重新检讨政治人物和公职人员的薪金制度之后，“减薪”就成为人民过去7个月的热点话题。平心而论，人民对于薪金问题的争论，源于大家对更大的“制度问题”的探讨。比如，公共服务的精神和理念到底是什么？社会资源要怎么样分配才算是公平、合理？假如最终的薪金建议没有触及到这些问题、光是就程序作出调整，那么新加坡社会就丧失了一次改革的良机。笔者希望通过本文来探讨两个公共服务的基本理念，从而提出个人对于高薪问题的看法。

            公共服务同私人行业一样，需要人才。所以，公共服务的一个理念就是“贤”。同私人行业不一样的是，公职人员和政治人物握有“公权力”。正因为权力可以腐化人心，所以公职人员一定要杜绝贪污。这一理念就是“廉”。一个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必须要同时彰显这两个理念，才能替国家的福祉做出贡献。

贪污没有借口

            先从“廉”这一概念入手。新加坡的廉洁程度在国际上享誉盛名，从来都是名列前三甲，经常与新西兰和丹麦并列第一。这一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三个国家都相对是法治的国家，对贪污贿赂行为的法律制裁也是相当严厉。另外，本地警察和反贪局强而有力的执法，也成功地让很多人不敢贪污。最近发生在新加坡的两起贪污案件被曝光及嫌犯被重判，就是很好的案例。正是这种在法律上对贪污的零容忍度，造就了新加坡清廉的公共服务环境。

            除了在法律方面做足了功夫，人民也要求政治人物和公职人员要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贪污是没有借口的。一个清廉的人，给再少的薪金也不会去贪污；一个要贪污的人，给再多的薪金也无法满足他。假如一个人连这种基本的自制能力都没有，那么这种人是绝对不配去当人民的领袖的。所以，除了法律上的威慑，公共服务的廉洁也要靠公职人员的自我克制来配合。如此一来，“廉”便不是一个问题。

任人唯贤，唯才是用

            公共服务团队不能光是廉洁而没有才能。新加坡本地的人才其实很多，重点是公共服务的机构是否有适当的措施，来网罗这一批愿意为新加坡做出贡献的人。在这批人当中不乏是已经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人士，工资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才华是否有机会被发挥。

            反观本地对于“人才”的定义依然十分狭隘。政界人物和高级公务员多数是奖学金得主；非奖学金得主难以得到上级青睐而失去攀升机会。这种“只认文凭不认人”的态度，并没做到“任人唯贤，唯才是用”。新加坡不要光是从几所顶尖的初级学院里面来选拔人才，而是应该扩大人才的收罗网络，主动地去网罗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落的人才。如此才能让公共服务部门人才多元化，也同时增加社会的流动性。

            所以总的来说，优秀的公共服务团队必须持有“廉”与“贤”的两大理念，才能为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养廉”需要靠法律的威慑力和当局者的自制力；“养贤”则需要国家重新对“人才”下定义，扩大人才收罗网络。

            新加坡建国初期的政治人物和公职人员，就是因为秉持了这两个理念，才能为今天的新加坡留下许多让我们受益无穷的建设。建国总理李光耀从政之前是名律师，大有光明的前途，却依然“舍身”从政，成为了时代之骄。陈庆炎总统在1979年从政之前是华侨银行的总经理，却也是放弃高薪而投身政治。新加坡还有许许多多令人尊敬的前辈，通过公共服务为新加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当时的薪水不高，却有能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将新加坡的经济从第三世界提升到了第一世界的水平。

            新加坡的这一建国历史说明，真正有公共服务心态的人才是不会以金钱为重的。当我们在为政治人物的薪水要减多少而辩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有做得比先辈更好吗？政治人物每个月的薪水拿得心安理得吗？”我认为良好、合理的薪资只不过是一种生活的保障，而不应该是一种让公职人员暴富的途径。

            新加坡民主党在11月底便提出了一份薪金建议报告，里面提到新加坡人口的第20百分位数（20th percentile）的月收入是1400元。民主党的建议是将部长的薪水定在这个水平的30倍，即4万2000元。本人觉得这个建议很合理。第一，4万2000元的月收入在新加坡生活已经十分宽裕，是属于最高收入的10%的人群（2010年统计局数据）。第二，这种锁定低收入工作者工资的做法，有助部长在制定政策时能切切实实地为低收入人群着想；在不牺牲低收入人群的利益的前提下，为新加坡的发展制定公平的政策。

            综上所述，公共服务终究不同于私人行业。养廉养贤靠的不是钱，而是公共服务部门所展现出来的理念和精神。虽说“要让马儿跑，就要让马儿吃草”；但是要让马儿跑得快、跑得远，恐怕还真的不能喂太多，要不然肥马就不想跑、也跑不动了。

吴泽阳：需要培养地铁的排队文化

原载于：2011年12月15日《联合早报》第34页，言论版


             地铁过度拥挤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每天在沙丁鱼罐头的里里外外看着大家的表情，彼此之间的愤怒与无奈也就心照不宣了。交通部政务部长杨莉明在2011年11月21日说明新加坡将会在未来几年逐年让更多的列车投入营运。到了2016年，地铁讯号系统将被逐步更新，列车间隔时间可望从120秒缩短到100秒。这本身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却是迟到了好多年的好消息。对于每天都要搭地铁的绝大部分民众来说，1800多天的等待是令人沮丧的。当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新加坡人口在过去10年又增加了100万人时，地铁过度拥挤的问题似乎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了。

             地铁过度拥挤是政府的尴尬、是地铁企业的收入来源、更是人民每日两次的切身之痛。该问责的已经问责完了。虽然目前依然没有人公开对地铁拥挤问题出来承担责任，可是作为乘客的大众也只能继续向前走，为自己创造更舒适的交通体验。而新加坡目前能做到的一个就是开始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排队文化。

             有多少次，我们碰到一些明摆着准备插队的人站到我们身旁，故作镇定？又有多少次，我们欲言又止，不敢对插队者说一声“请排队，好吗？”？几年前，被其他人插队，代价不过就是后他人一步搭上地铁而已；如今，被其他人插队，代价却是要多等上好几个班次的地铁。逐渐的，地铁乘客没有办法守秩序，因为守秩序的人拼不过霸道的人。笔者断言，正是这种不公平造就和延续了更大的不公平。

             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路交局和地铁公司往年所推出的公共宣传却都是以“礼貌”作为主题。当一半的乘客已经无法搭上地铁时，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宣传更像是在嘲讽乘客。月台的乘客看似没有礼貌、争先恐后、不让车厢内的乘客全部出来后再上车，其实都只不过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根源在于我们的地铁文化（潜规则）已经无法公平的分配资源（搭上地铁的机会）。

             问题的根源除了在于地铁本身过度拥挤之外，另外也在于地铁月台设计和新加坡人的文化。

             新加坡人对日本和台湾的排队文化称赞不已，但是却好像怎么也移植不过来。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本地月台针对排队的设计不合理。在新加坡，地铁车门位置的排队线是个“八”字形。这第一个问题就是“队”根本排不起来；顶多算得上是两“团”人。第二个问题是由于下车乘客会靠扶梯方向的车门下车，“站错边”的月台乘客可能会因此比另外一边的乘客晚上地铁。这有时造成了“先排队，后上车”的怪象。相较之下日本和台湾的排队线都是靠一边的，而且多数是单列的。如此一来，不仅下车的乘客可以先下车，排队的乘客也有“先排队，先上车”的心理保障。

            另外一个新加坡所面临的问题好像是大家都很含蓄，一般人不太有勇气在陌生人的场合里指出他人做错了。在日本、台湾或是香港，当所有人都排“一”字队时，外国游客也了解必须到后面排队的道理。想要插队，即使是最厚脸皮的人，也一定会被队里的某个乘客“善意提醒”，无地自容，乖乖到后面排队。反观本地目前车门左右两边扇形的排队规则，一个人不管站在哪个角度都可以算作是“排在前面的人的后面”。既然没有队，也就无插队之虞。这无形中培养了本地乘客“不霸道就吃亏”的心理。这种心理会恶性循环，不利于排队习惯的培养和形成。

            当局现在能做的就是改变月台排队线的设计，涂油漆这种小事应该难不倒政府或是年营业额高达10亿新币的地铁公司。重点是相关部门是否有心去探讨问题和解决问题。

             不久前，新加坡不同政党就公共交通服务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家也多数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去探讨问题。笔者对经济学有基本的认识，了解政府目前措施的经济依据。不过，对于乘搭地铁的群众来说，也许切身的体验比什么学术理论都来得更重要。

             目前的拥挤状况，本人是认栽了，也不认为一直批评政府或是地铁企业就能解决目前的问题。不过，最近的两件事倒是大大的削弱了政府和相关企业改善交通服务的诚意。

             第一起是政府对两家地铁公司区区不到1000元的象征性罚款。另外一起是某地铁企业总裁的言论，说：“相较其它地区，我不认为（本地的服务）有任何显著的故障及拖延次数”。当这两起事件叠加到现在的地铁拥挤问题时，人民就难免有不高兴的心情，认为政府是在宠着地铁企业而对其欺负乘客的行为置之不理。

             地铁是交通的重要环节；而交通又属于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只有基础设施完善、健全，国家才能持续发展。假如上班族每天要为地铁服务而感到烦躁，新加坡的经济应该也或多或少会被波及。重新划定排队线也许可以培养出排队文化，恢复基本的公平原则。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和企业都要以实际的行动证明自己不会重蹈覆辙，而再次伤了人民的心。

             认真地检讨过去的疏失和失言，人民、政府及公共交通企业才能没有心结地继续为新加坡作出各自的努力和贡献。套用台湾捷运（地铁）2009年的宣传口号，我们需要的是“捷运心文化”：政府有心；企业有心；人民有心；大家才能齐心协力，共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