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阳：对新加坡社会经济政策的展望

原载于：2012年10月11日《联合早报》第18页，言论版


　　新加坡没有自然资源，所以经济上仰赖国际自由贸易。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新加坡2011年国际商品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3.4%，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在制造业的商业运行成本里，劳动成本又占据了单项最大的比重。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劳动成本占商业运行成本的45.03%，2010年则是39.28%。既然本地的商品要在国际上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劳动成本也就必须在国际上有竞争性。然而，劳动市场虽然可以国际化，本地基本生活成本却不可能像世界的差异那般拥有弹性。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也在近几年威胁着新加坡作为“最适合做生意的经济体”的排名。

　　所以，要如何确保新加坡籍工作人士的收入，高于*本地基本生活成本，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同于许多欧美国家，新加坡目前并不在政策层面上实施福利措施。本地的经验是希望通过大量的技能培训，及相对有限的经济援助来解决这一问题。2007年开始的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Scheme）就是这么一个针对低收入人士的社保措施。

　　尽管如此，目前的政策依然面临着两个局限性问题：一、技能培训无法解决眼前的生活问题；二、低薪工友的权益保障不足。

　　第一个问题一目了然。远水救不了近火；培训不是有效的救急方案。而且培训之后对员工的经济状态是否有实质性的改善，目前还不容易定论。

　　第二个问题在于一线工人的权益，有时并非决策者的唯一考量，他们的权益有可能就会因其它考量而被牺牲掉。比如企业可能会为了公司利润、股东权益或高管利益，压低劳动者的薪水。

　　纵观这一系列问题，新加坡需要思考新的替代性社会经济方针。

　　长远来看，最根本的解决方案还是得让新加坡人有能力与机会，去做国际经济体里产值较高的工作。对目前的低薪工友来说，为他们增添符合新环境的知识与技能是不二法门。

　　但是这批人的燃眉之急也得得到解决。经济问题归终结底还是一个钱的问题。选择其实只有两种：最低工资制或是社会福利制。本人认为后者较为有效及妥当。

社会福利解燃眉之急

　　最低工资会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理论上看，在其它一切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实施最低工资会推高新加坡商品的价格。这不利于新加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外贸企业有可能会为了维持成本，而削减对低收入员工的需求量，因而变相造成低薪工人的失业问题。香港去年5月1日实施的最低工资制，对经济体的影响目前在学术界、商界及政界依然没有肯定的答案，所以仍然不知是否符合新加坡的社会利益。另外，最低工资制只能保障个人的经济生活，却无法保障社会生活。对于工作相对不稳定（非全职工人）或是不幸失业的工作人士来说，最低工资制的帮助有限。

　　相比之下，社会福利的运作可以超越经济，在不影响价格机制正常运作的条件下发挥其功能。它也更可以保障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社会生活。同时，福利机制拥有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功能，因而可被用来缓和新加坡社会近些年来相对紧张的贫富差距问题。假如说最低工资影响的是新加坡把饼做大的能力，社会福利决定的就是这块饼是否能更公平地分配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倡导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及生产，也同时倡导对资源公平地分配。两个目的必须同时兼顾。

　　诚然，任何社会政策都有被滥用的可能性。任何希望推行福利制度的政府，也不可回避这一尖锐问题。不少国家因为承受不了舆论压力，干脆放弃推动一些公益政策，实为可惜。福利制度里会不会有人滥用政策的好意？一定有。但是社会是否应该因为一批害群之马，而全盘否定帮助弱势群体的初衷？答案是否定的。既然新加坡有决心要成为更包容、更优雅的社会，那就得付诸实践，不可以止于言语、光说不练。怕滥用而否定福利是一种因噎废食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局限了思考的视野，更是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难以体会到社会整体的诚意。省下了被滥用的钱，恐怕也买不到用心才能体会到的“诚意”。

　　再者，既然社会里有所谓的“夹心层”，福利制度里应该也会有夹心层。与其说这批人在“滥用”，不如先把心胸放得广一点，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每个人不一样的遭遇与处境，再作评判也不迟。对于确确实实在欺骗系统的人，他们已经不是在“滥用”了，而是在“欺诈”。我深信我们的法律体系可以做出正义的判断。诉诸法律——而非社会任何一方的主观意志——才是新加坡作为法治国家的精髓所在。

　　政策没有好与坏之分、没有成功与失败之分，只有哪一个方案更能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之分。新加坡没有自然资源，所以要能长久发展，就要推行“以人为本”的政策。社会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生态环境，经济学的社会面、法律面、政治面、哲学面都不容忽视。敢于接受时代的挑战、敢于着眼于未来，同时一步一脚印地为人民的福祉耕耘，新加坡没有理由攀不上新的高峰。


*《更正》：10月11日本报“言论”第18版刊登文章《对新加坡社会经济政策的展望》第二段“所以，要如何确保新加坡籍工作人士的收入，低于本地基本生活成本，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低于”应是“高于”之误，特此更正。（2012年10月15日《联合早报》第23页，言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