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治人物的高薪问题，在2011年底达到了一个沸腾点。自从李显龙总理在大选期间承诺痛定思过、重新检讨政治人物和公职人员的薪金制度之后，“减薪”就成为人民过去7个月的热点话题。平心而论，人民对于薪金问题的争论，源于大家对更大的“制度问题”的探讨。比如，公共服务的精神和理念到底是什么？社会资源要怎么样分配才算是公平、合理？假如最终的薪金建议没有触及到这些问题、光是就程序作出调整，那么新加坡社会就丧失了一次改革的良机。笔者希望通过本文来探讨两个公共服务的基本理念，从而提出个人对于高薪问题的看法。
公共服务同私人行业一样，需要人才。所以，公共服务的一个理念就是“贤”。同私人行业不一样的是，公职人员和政治人物握有“公权力”。正因为权力可以腐化人心，所以公职人员一定要杜绝贪污。这一理念就是“廉”。一个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必须要同时彰显这两个理念，才能替国家的福祉做出贡献。
贪污没有借口
先从“廉”这一概念入手。新加坡的廉洁程度在国际上享誉盛名，从来都是名列前三甲，经常与新西兰和丹麦并列第一。这一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三个国家都相对是法治的国家，对贪污贿赂行为的法律制裁也是相当严厉。另外，本地警察和反贪局强而有力的执法，也成功地让很多人不敢贪污。最近发生在新加坡的两起贪污案件被曝光及嫌犯被重判，就是很好的案例。正是这种在法律上对贪污的零容忍度，造就了新加坡清廉的公共服务环境。
除了在法律方面做足了功夫，人民也要求政治人物和公职人员要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贪污是没有借口的。一个清廉的人，给再少的薪金也不会去贪污；一个要贪污的人，给再多的薪金也无法满足他。假如一个人连这种基本的自制能力都没有，那么这种人是绝对不配去当人民的领袖的。所以，除了法律上的威慑，公共服务的廉洁也要靠公职人员的自我克制来配合。如此一来，“廉”便不是一个问题。
任人唯贤，唯才是用
公共服务团队不能光是廉洁而没有才能。新加坡本地的人才其实很多，重点是公共服务的机构是否有适当的措施，来网罗这一批愿意为新加坡做出贡献的人。在这批人当中不乏是已经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人士，工资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才华是否有机会被发挥。
反观本地对于“人才”的定义依然十分狭隘。政界人物和高级公务员多数是奖学金得主；非奖学金得主难以得到上级青睐而失去攀升机会。这种“只认文凭不认人”的态度，并没做到“任人唯贤，唯才是用”。新加坡不要光是从几所顶尖的初级学院里面来选拔人才，而是应该扩大人才的收罗网络，主动地去网罗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落的人才。如此才能让公共服务部门人才多元化，也同时增加社会的流动性。
所以总的来说，优秀的公共服务团队必须持有“廉”与“贤”的两大理念，才能为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养廉”需要靠法律的威慑力和当局者的自制力；“养贤”则需要国家重新对“人才”下定义，扩大人才收罗网络。
新加坡建国初期的政治人物和公职人员，就是因为秉持了这两个理念，才能为今天的新加坡留下许多让我们受益无穷的建设。建国总理李光耀从政之前是名律师，大有光明的前途，却依然“舍身”从政，成为了时代之骄。陈庆炎总统在1979年从政之前是华侨银行的总经理，却也是放弃高薪而投身政治。新加坡还有许许多多令人尊敬的前辈，通过公共服务为新加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当时的薪水不高，却有能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将新加坡的经济从第三世界提升到了第一世界的水平。
新加坡的这一建国历史说明，真正有公共服务心态的人才是不会以金钱为重的。当我们在为政治人物的薪水要减多少而辩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有做得比先辈更好吗？政治人物每个月的薪水拿得心安理得吗？”我认为良好、合理的薪资只不过是一种生活的保障，而不应该是一种让公职人员暴富的途径。
新加坡民主党在11月底便提出了一份薪金建议报告，里面提到新加坡人口的第20百分位数（20th percentile）的月收入是1400元。民主党的建议是将部长的薪水定在这个水平的30倍，即4万2000元。本人觉得这个建议很合理。第一，4万2000元的月收入在新加坡生活已经十分宽裕，是属于最高收入的10%的人群（2010年统计局数据）。第二，这种锁定低收入工作者工资的做法，有助部长在制定政策时能切切实实地为低收入人群着想；在不牺牲低收入人群的利益的前提下，为新加坡的发展制定公平的政策。
综上所述，公共服务终究不同于私人行业。养廉养贤靠的不是钱，而是公共服务部门所展现出来的理念和精神。虽说“要让马儿跑，就要让马儿吃草”；但是要让马儿跑得快、跑得远，恐怕还真的不能喂太多，要不然肥马就不想跑、也跑不动了。
公共服务同私人行业一样，需要人才。所以，公共服务的一个理念就是“贤”。同私人行业不一样的是，公职人员和政治人物握有“公权力”。正因为权力可以腐化人心，所以公职人员一定要杜绝贪污。这一理念就是“廉”。一个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必须要同时彰显这两个理念，才能替国家的福祉做出贡献。
贪污没有借口
先从“廉”这一概念入手。新加坡的廉洁程度在国际上享誉盛名，从来都是名列前三甲，经常与新西兰和丹麦并列第一。这一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三个国家都相对是法治的国家，对贪污贿赂行为的法律制裁也是相当严厉。另外，本地警察和反贪局强而有力的执法，也成功地让很多人不敢贪污。最近发生在新加坡的两起贪污案件被曝光及嫌犯被重判，就是很好的案例。正是这种在法律上对贪污的零容忍度，造就了新加坡清廉的公共服务环境。
除了在法律方面做足了功夫，人民也要求政治人物和公职人员要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贪污是没有借口的。一个清廉的人，给再少的薪金也不会去贪污；一个要贪污的人，给再多的薪金也无法满足他。假如一个人连这种基本的自制能力都没有，那么这种人是绝对不配去当人民的领袖的。所以，除了法律上的威慑，公共服务的廉洁也要靠公职人员的自我克制来配合。如此一来，“廉”便不是一个问题。
任人唯贤，唯才是用
公共服务团队不能光是廉洁而没有才能。新加坡本地的人才其实很多，重点是公共服务的机构是否有适当的措施，来网罗这一批愿意为新加坡做出贡献的人。在这批人当中不乏是已经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人士，工资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才华是否有机会被发挥。
反观本地对于“人才”的定义依然十分狭隘。政界人物和高级公务员多数是奖学金得主；非奖学金得主难以得到上级青睐而失去攀升机会。这种“只认文凭不认人”的态度，并没做到“任人唯贤，唯才是用”。新加坡不要光是从几所顶尖的初级学院里面来选拔人才，而是应该扩大人才的收罗网络，主动地去网罗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落的人才。如此才能让公共服务部门人才多元化，也同时增加社会的流动性。
所以总的来说，优秀的公共服务团队必须持有“廉”与“贤”的两大理念，才能为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养廉”需要靠法律的威慑力和当局者的自制力；“养贤”则需要国家重新对“人才”下定义，扩大人才收罗网络。
新加坡建国初期的政治人物和公职人员，就是因为秉持了这两个理念，才能为今天的新加坡留下许多让我们受益无穷的建设。建国总理李光耀从政之前是名律师，大有光明的前途，却依然“舍身”从政，成为了时代之骄。陈庆炎总统在1979年从政之前是华侨银行的总经理，却也是放弃高薪而投身政治。新加坡还有许许多多令人尊敬的前辈，通过公共服务为新加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当时的薪水不高，却有能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将新加坡的经济从第三世界提升到了第一世界的水平。
新加坡的这一建国历史说明，真正有公共服务心态的人才是不会以金钱为重的。当我们在为政治人物的薪水要减多少而辩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有做得比先辈更好吗？政治人物每个月的薪水拿得心安理得吗？”我认为良好、合理的薪资只不过是一种生活的保障，而不应该是一种让公职人员暴富的途径。
新加坡民主党在11月底便提出了一份薪金建议报告，里面提到新加坡人口的第20百分位数（20th percentile）的月收入是1400元。民主党的建议是将部长的薪水定在这个水平的30倍，即4万2000元。本人觉得这个建议很合理。第一，4万2000元的月收入在新加坡生活已经十分宽裕，是属于最高收入的10%的人群（2010年统计局数据）。第二，这种锁定低收入工作者工资的做法，有助部长在制定政策时能切切实实地为低收入人群着想；在不牺牲低收入人群的利益的前提下，为新加坡的发展制定公平的政策。
综上所述，公共服务终究不同于私人行业。养廉养贤靠的不是钱，而是公共服务部门所展现出来的理念和精神。虽说“要让马儿跑，就要让马儿吃草”；但是要让马儿跑得快、跑得远，恐怕还真的不能喂太多，要不然肥马就不想跑、也跑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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